黎明：星空评论

刘翔只伤害自作多情的感情

黎明：星空评论 — Wed, 20 Aug 2008 14:15:53 +0800

   刘翔在奥运会110米栏第一轮比赛中“突然退赛震惊了全场观众”，满场嘘声轰然而起。而在几秒钟之前，刘翔还是在场观众心中的英雄和偶像。本来，跨栏运动的观赏性极差，投入或专注这一运动项目的人也很少，刘翔出场的赛事现场之所以能够座无虚席，原因正如接受媒体采访的观众所言，“我们是来看刘翔为国争光的”，而“象征胜利”的刘翔不战而退，可以想见此事对许多观众是有点心理上的刺激。

    跨栏不是跨栏，运动不是运动，在许多人眼里，跨栏项目和其他体育活动都是“为国争光”，而“为国争光”的反面则是“为国丢人”。刘翔卫冕成功，那就是为国争了光，或者说保住了国家的面子，也就是保住了中国人的面子；刘翔退赛或者未能保持冠军位置，那就是丢了国家乃至“本人种”的脸面，也就是丢了中国人的面子---根据这种似乎脑残才能拥有的逻辑，于是许多“爱国”的看客当场翻脸。

    观众纷纷表示伤心和失望，有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刘翔，咒骂伴随着流言，连“刘翔应自裁以谢国人”的“要求”都出来了。原来，“爱国者”认可和颂扬英雄，并不意味着他们信任那位英雄的品格。

    往往是越发表现爱国，就越发对某个无罪的个人极端严苛，没有丝毫宽容可言，即便那人昨天还是“民族英雄”也罢。刘翔退赛的原因，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商业的或者其他的，总之“不得已”这一点不会错。他有权衡利弊参赛或退赛的权利，他有不承担他人强加责任的权利，即便这种强加借了“13亿”的名义，他也可以一票否决。

    刘翔“象征着中华崛起”，“体现民族精神”，“承载13亿尊严”，这些昏话是怎么出来的？刘翔是不会伤害我的感情的，不管刘翔什么状态都不可能对我的感情形成伤害，因为我从不会受那些昏话的影响，万不会把自己的脸面、心态和刘翔的跨栏成绩联系起来。刘翔退赛只会伤害那些自作多情的人的感情，谁用脚后跟思想，谁的感情才会时不时受到伤害。

    正统的媒体和学术界，明知以某个人、某个运动项目为依据做出关乎国运民生的乐观估价是荒唐的，但他们都不会对这些昏话做出清醒的评价。相反，他们总是鼓励“爱国的胡话”，同时对冷静的提醒和客观的观点加以封堵。结果，主旋律的接受者在偶然小事面前也会晕头转向，随时都会被屁大的事伤害到“爱国感情”。

    刘翔退赛的确是个不合无逻辑的事件，但这是个无所谓的事件。刘翔脚后跟的伤病，无意间暴露了主旋律宣传的“阿喀琉斯之踵”：鼓励人们用脚后跟思想固然有很多现时的好处，然而说不上哪天鼓励者就会被无逻辑的脚后跟踢个仰面朝天。

我问你男足伤害有多深

黎明：星空评论 — Tue, 19 Aug 2008 17:06:02 +0800

    中国国奥队的3场奥运会赛事已经结束，战绩不佳的结局不出多数球迷所料。根据男足以往表现，球迷们其实知道奇迹不会在这几天内突然发生，大家心里有数：男足发挥的很正常，和往常一样正常。

     尽管事前早知道，然而“骂男足运动”还是再掀新高潮。近年来国人在骂中国男足这个“事业”中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谁要是有心学骂人、练骂术，收集和研究对男足的羞辱之辞，大概是条迅速集大成、成大才的捷径。骂男足似乎成了当下的时尚，全民开骂，骂的放肆，骂的肮脏，各行各业都看不起那群踢球的男人，就连一贯“四平八稳”的党报、官网也纷纷抽刀拔剑，或添油加醋，或冷嘲热讽。

     我是运动迷，而不是“看运动迷”。对所有竞技运动的奖牌得失和名次排序，我都不在意，对足球赛事的胜败也从不放在心上。中国男足挨骂或被捧均与我无关，我在这里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中国男足收获那么多的“优质谩骂”？

   正常社会中，被国民咒骂最狠最毒的，当是这个社会中“罪大恶极”的一群。如果中国男足运动队并非那罪大恶极的一群，发出最恨最毒咒骂的人们就该反思一番。

    中国男足侵犯了骂者的哪些权利和权益呢？是政治权利被剥夺或压缩了呢，还是经济利益被侵占、被压榨？受教育的权利，居住和迁徙的权利，享受生活权利，发表思想、宣泄情感的权利….你们究竟有哪一项权益损失和中国男足队有关呢？

    你说骂他们是由于他们没在世界上为我们争光，这理由站不住脚。争不了光没关系，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没做到在世界范围内“争光”，我们彼此都不会因此而相互羞辱、攻讦。在经济、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许多项目上，中国名次排序低乃通常现象，怎么见不到汹涌的公愤和批评表达呢？面对我们大处、大项目的落后和丢人视而不见而“集中火力”于小小男足，其实这就叫轻重颠倒、标准无常。

    自信的人无需他人代劳争光，更不会看到他人完不成争光任务就破口大骂。他人无法为你争光，如果他人在世界上赢得荣誉和某种特定地位，那其实和旁观者没有关系。再则，你觉得有争光的能力，自己亲自上场或者采取其他行动就行了，明知自己上场、出头的结果更丢人，却还大骂比自己更强一些的运动员，这难说是一种健康人格的表现。

    你说纳税人的钱打了水漂，就该骂，这个道理对。按这个道理，对不能靠市场养活自己的项目任其自生自灭即可；按同样道理，咱“集中力量办大事”，汇集精力和口水，先把耗费纳税人血汗最多的问题解决掉才是。咱中国还有几千万人每天生活水准不到1美元，处于绝对贫困状况之中，花许多钱养男足确实不值得，要真是心痛自己付出的税款，你不在这方面找乐子、不寄托争光梦，也就解决一个小问题，减少一项小支出了。

    不愿看男足就不看，看了赚恶心也是自己情愿的，怨谁呢？只因为有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期望，正由于傻兮兮可怜吧唧地把男足的战绩当作自己的面子，骂者才那样地气壮如牛。骂男足很安全，骂男足的自由比较充分，这是开骂运动兴起的先决条件。明说了吧：并未危害社会的男足成了发泄物和排泄口，主要原因是许多人有点自己察觉不到的小习惯---欺软怕硬和不论轻重。

    小习惯，不算大毛病。毕竟没别的几个地方能让大家喊“下课”，骂男足的话再狠，国家不制止，也不指令网站屏蔽发言。于是大家充分利用这点自由，显出多少有点“主人”的样子来。

    过去，李惠堂为世界球王之一、中国足球队七次蝉联亚洲冠军的那个时代，中国依然是“东亚病夫”；当代，即便中国男足在某一天赢得了世界冠军的桂冠，作为“寄托自信”的“旁观运动者”，也依然不是一群健全的国民。

你的名字不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黎明：星空评论 — Fri, 15 Aug 2008 01:03:01 +0800

我宣布：你的名字不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我喜欢唱，时而哼哼唧唧，时而放声高歌。歌唱水平实在是不低，既可登不雅之堂，更可登当今所谓的大雅之堂。这么说吧：和职业歌手比，我写的最好；和职业撰稿人比，我唱的最好。

    有个和这一爱好相关的恶心事：许多旋律优美、技术含量高的曲子，填了些野蛮的词儿。有的是主题让人恶心，有的是塞了一两个无耻或荒唐的语句。这样，我会唱的歌不少，愿意完整唱出来的歌却不多。虽说脸皮较厚，可咱也是要脸的的明白人儿，知道别人一听咱唱的什么就了解了咱的思想水平、艺术品位，所以对歌曲的选择还是讲究的，这是世故的讲究；有所选择的另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即对某些据说是主旋律的话语有心理障碍，词到嘴边吐不出来。既然你自己知道那是下流的，即便别人不知道、不反对还给你喝彩，自己也要真诚对待自己。

    有一首叫《红旗飘飘》的歌，不管人想不想听总是突然呼呼隆隆地冒出来。“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那是一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这开头像是热恋中的情话，再一听是讲政治的：“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第一次听到最后这句，就希望第一次听也就是最后一次听。曾有一回，在某娱乐场所有位专业歌手很卖力地唱这歌，我没等脱衣舞上演就退场了。

    因为这内容很“反动”、很虚伪，典型的伪崇高。我恨伪崇高，伪崇高和光腚舞比，根本不入流。

    随着北京奥运临近，这歌子会更火，奥运营运之时估计达到最火，放毒范围和毒害效果会更大。我老人家不日李万姬，抽点时间略加计较亦可。

    凭什么“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你想得美！拿一个符号和国民的生命比，还比出符号比国民生命更重要，这样极端的本末倒置，侮辱国民人格，也侮辱国民智力。

    哪怕你叫国家，哪怕你叫大救星，哪怕你叫宇宙神，哪怕你叫伟大元首、慈父领袖......说我的生命不如你的名字重要，你就是恶魔、混蛋，你就是我的仇敌。唱这烂歌之前，我也知道我的命在你眼里一文不值，因此你在我眼里也一文不值。

    什么以人为本？你唱的才是你的真心话：以你的名字为本，以你的脸面为本。你唱了，你声嘶力竭地宣布：为了你的名字传播和脸面有光，可以要我的命；以你名字的名义，你有权随时从这个世界上抹掉我的名字。

    别以为这是唱出来的、艺术化了的我就听不出其中的险恶用心，不管你用什么形式表达，我都明白这样的“国家伦理”。历史上，表达这种内涵很有效的是德语的说唱，之后更有效的是汉语的“就是好”。

    运动员竞技成功，站在领奖台看升旗的那一刻，他们兴奋、幸福、激动是很自然的。这是一个富有标志性的时刻，它标志着个人长期的磨难终有回报，社会与经济地位、前途与保障等等都因此而明朗，亲人的付出和期待也没有付之东流。此时，年轻的他们流泪、雀跃、欢呼，疯一阵子很可爱，他们的确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为自己、为家人感到自豪。此时正常的思维应该是“我比五星红旗更重要”－－没有我，谁的品牌旗都升不起来。

    仅就竞技和升旗而言，也是运动员比旗更重要。为什么歪曲事实说旗子比运动员还重要呢？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还要奴役贡献者的精神啊，有了脸面还要求替你争光的人对你感激涕零啊！这歌将小人之心展现无遗，是不是？

    说这歌虚伪你不服是吧？那好，假如一条命换一块金牌，你就是运动员，就拿你的命去换，中不中？凭什么你不去换？你不换就是不以国家利益、国家荣誉为重么！就是不爱国么！“国旗的名字比你生命更重要”，这理论不容反对么！你反对就是汉奸么！

    忽悠人们倾向于自轻自贱的人，是不会亲自去拿命换金牌的，他唱词的真实意思是这：我的脸毛比你的生命更重要；我的旗子比别人的生命更重要－－我的名字是不会比我的生命重要的，别人的生命才都不比我的旗子、名字重要。

    小样！敢说不是这个意思吗？既然你提倡，你说自己的命不如旗子、名字重要，你带头拿命换金牌、换升旗去吧！一条腿换个金牌换不换？一只手换不换？这要求降低了，觉悟不用达到付出生命的高度，这你换不换？再换个可行性无可质疑的换法：公开宣布一下，拿出你全部财产（一半财产也行），奖励换来升旗机会的运动员如何？

    我相信，如果生命和器官可以直接换金牌的话，那么，个别国家能囊括所有金牌－－当然，这是一个最野蛮、最无耻的国家。这不是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还不是全面落实了“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精神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和我老人家一般见识的人，反抗和抵制着这种纳粹精神。

    感谢奥林匹克精神，感谢奥运，竟然文明到不拿人命直接换奖牌、换升旗的地步；也感谢部分同胞，你们听了“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的时代强音却无动于衷，这是应该特别感谢的。

                     2007年3月26日

怎么不唱“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了？

黎明：星空评论 — Thu, 14 Aug 2008 06:02:15 +0800

    近日的奥运及其附属于它的文体节目，打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一阵子听不到那首叫“红旗飘飘”的主旋律红歌了，而我曾在互联网大名篇《我宣布：你的名字不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一文中预测过：随着北京奥运临近，这歌子会更火，奥运营运之时估计达到最火，放毒范围和毒害效果会更大。

    升旗次数不少，采访运动员也多，按说，这歌词那旋律（“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该频频出现才属正常现象。

    一首流行歌正流行着，被权力的魔力驱使着正值大红大紫的时候，突然就听不到了，并且是在“最该出现”的地方“缺位”了，这现象背后必有个原因。

    流行中东西噶然而止，如果在自由的、各自为主的媒体或舞台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一首歌一个节目，整齐划一地说出就出、说没就没，这本是一种中国特色。因此我断定：权力是这首歌缺位的决定因素，权力排斥了这首歌的出镜机会。

    “主旋律”的歌曲与演出活动，处处透着下流的臊气，艺人的嗓子和形象，在这里都被强行插了下流软件。精力有限，我并不轻易对一首红歌挖苦敲打，之所以对《红旗飘飘》下了黑手，是因为这首歌对宣扬纳粹的国家伦理特别卖力、非常露骨。我不指望权力方面和我老人家一般见识---即便到处都在喊解放思想，他们当然达不到本先生几十年前的思想水平。

    现阶段叫停“红旗飘飘”，这一“统一部署”的具体原因还是个谜，只好胡乱猜测一下了。

    奥运会宣传主要是对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以对外为重头戏。由是，官方某些细心的人士考虑到这首歌“国家至上”的内容“太刺激”，老外听了去会认真学习领会，如果理解了则可能大皱眉头。于是，暂时拿下算了，毕竟内外有别，把“内宣”的东西拿来对老外显摆，那反而会冲淡了“同一个梦想”。

    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中国元素”，和想让外部世界了解、领会的“中国元素”大不相同---这就是天才文化大师、天才策划大师们很难找出和表现“当代中国元素”的原因。在他们表达对“当代中国元素”之困惑的同时，也表达了现有“先进文化”对世界的无奈和毫无自信---连自己也不敢承认天天讲的信仰和原则就是“中国元素”。

    其实，“当代中国元素”还是明显和不难表述的。只要诚实一些，“胆子再大一些”，文化师和策划师们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宣布：我们每天说唱的“先进文化”，自然就是“当代中国元素”，也就是“同一个世界”的“同一个梦想”。

奥运开幕式评价中的“八大共识”

黎明：星空评论 — Sat, 9 Aug 2008 21:42:52 +0800

    北京奥运会8月8日开幕，9日点火，“期待已久”的开幕式结束了。之前，全国各族人民按部署预先淡化了“5.12”后的悲情，顺利地完成了情绪转换，这就为形成“今夜都是奥运人”的大喜气氛打下了良好基础。“喜庆气氛极其浓烈”---这就是大家对奥运开幕式的第一个共识。

    成功的情绪与气氛营造是一项基础工作，此外，运用“举国机制”运作的工程项目难以胜数---“开幕式的功夫在鸟巢外”，对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认真的争议。

    第三个共识：开幕式是安全的开幕式。没有安全事故，这一点有目共睹。安全这一项内容决定着整个活动成败，是个“一票否决”因素，现场有许多人从始至终揪着心，实现安全运行，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第四个共识是“极其盛大”。演出阵容庞大，场内场面宏大，场外场面似乎更宏大。这个共识在开幕式之前就形成了，属于“大众预测共识”，没人会怀疑北京奥运的开幕式做不到“盛大”。

    第五个共识是“极其富贵”。浅白而明确的表述是“很烧钱”，也有使用“奢华”、“奢侈”等字眼的。设施、道具、服装等所有物件都是精品，处处流光溢彩，遍地散发大富豪的灵光宝气。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能看得出，这是一次富丽堂皇的开幕式，并且是奥运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富丽堂皇。

    第六个共识为“极其辛苦”。参加开幕式的编导、演员、火炬手、安保人员等各个环节、项目的人，都紧张的够呛，累得要命。就连在领导席上就坐的也在扇扇子，其他干活的感受如何可想而知了。那些列队表演欢迎的姑娘在原地跳动，直到跳不动，实在太辛苦了。电视屏幕前的观众，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比较次要的一群，有大量表示心痛的言论，此处为“人文奥运”一大亮点。

    第七个共识是“极其中国”。无论是策划人员理解和表现的中国元素，还是观众各自理解和认定的中国元素，总之，开幕式是非常中国的。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开幕式。不管谁、不管怎样表现古代历史，他所表现的都是当代人对历史的的理解，都是在表现当代、当时。

    第八个共识是“演员不错”，不多说。

    为了显示北京奥运的非政治化，我们评价开幕式，必得从政治以外的角度，尤其是从艺术或娱乐的角度着眼，不然就太不讲政治了。在下没看过完整的开幕式，由于自己不适应一小时内没有一次广告的电视节目，开场几十分钟就昏昏欲睡了。以上“八大共识”是浏览网上言论经提炼概括而来，还有哪些共识点我没提到，有劳大家补充。如今是个讲究说话技巧的年代，大家如果补充意见或拍砖批判，还请弘扬奥运开幕式的精神，要讲艺术，别讲政治。今天，就当我们都是广场艺术家，都是表演策划师。

    中国网民对奥运开幕式的评价，分“好得很派”（含“大好小孬派”）、“糟的很派”（含“大孬小好”派），另外就是“打酱油派”。政府希望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叫好，但具体引导起来有些难度。其实不必操这个心。尽管上级规定“咱老百姓今儿个要高兴”，但是他如果硬是不高兴，再为此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话，他就更不高兴了。不许议论，不许批评，不仅是不高兴，还会有恐惧和担忧现象发生。有争论很好，就是那些说开幕式不好的言论，也说明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需求”，群众素质有所提高。

   西方媒体肯定也有正反的、多元的意见。对“反华”的而言，反正怎么都不成，左右都有话说。他们承认开幕式搞得好，但同时也忘不了指出只有集权国家才能搞的这么好。让我们老百姓放心的是，大陆的媒体对西方的“正面信息”万不会遗漏，因为，无论西媒多么混蛋，没有他们的好评，就等于“世界不承认”。

    奥运开幕式太成功了，这是我的看法。能把奥运会开幕式做到这个份上的国家，一点都不像存在普遍腐败的国家，更不像国民福利浅薄、社会内需不振的国家。我甚至担心这种成功会带来更大的成功：北京奥运把国际奥委会以及世界各国运动员感动的一塌糊涂，他们要是顺势提出“下届奥运会还在北京举办”的要求，那该如何是好？

义务教育尚未名副其实

黎明：星空评论 — Wed, 6 Aug 2008 00:17:55 +0800

    在2001年率先向“伪义务教育”发难，是我此生中做的一件相当漂亮的事，这件事因有功于全民及后人而足以让我“沾沾自喜”。就在那年元旦，政府以一种罕见的高规格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了“义务教育的伟大成就”，并使用了“战略性的历史意义”这种字眼，所以，当年发表我文章的报纸，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近年来的义务教育进程，是一个“逐渐名副其实”的过程。我就此话题写的文章，题目就反映了这种变化。最初和前期，主题是“为一条国法讨公道”，最后的两篇分别为《我不为“免费的义务教育”唱赞歌》和《免费义务教育：一假误了20年》。如今，“义务教育不义务，义务教育高收费”的现象已有根本改观，且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会议决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新华社7月30日电)

      从2001年开始，媒体就义务教育问题做过较多的比较客观的报道和评论，网络上传播的民意民声，对颠覆“伪义务教育”、推进真义务教育进程，其作用尤为明显。“义务教育”今非昔比，“伪义务教育”享受了“庄严宣布”和“隆重庆功”的待遇，而今天相对比较靠谱的义务教育，却不再收获热烈、高调的颂歌。应该肯定，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如果赞美“义务教育”成就的马屁延续至今，就不会有“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承诺。在又一个好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想应该向那些为“真义务教育”呼吁和思辨的人们致敬，我特别想对一幅著名图片中的老人致敬---那位老人在街上举着一块牌子行走，牌子上写着一位国家领导人说过的话：“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当作财源和商品来榨取的”。

    《新京报》对好消息的反应很快，该报发表了社论，题目为“义务教育从此名副其实”。匆忙之中，社论出现了低级错误：“对我国的义务教育来说，这无疑是继1997年年初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后，又一令人高兴的事”。其实，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政策，本是2007年的事，新京报社论将此事一下子“提前”了十年。

    我要说点不很乐观的话：义务教育之追求名副其实的过程，迄今并未结束。审计署7月4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说明：挤占挪用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的现象比较普遍，审计调查的54个县中，有46个县的中小学校和教育、财政部门共挤占挪用公用、校舍维修改造等专项经费1.15亿元；部分资金管理较为混乱，审计调查的54个县中，有16个县的教育部门及学校共142个单位，把向学生收取或代收的考试、教辅材料等收费，教育经费拨款，食堂差价、房屋出租收入等共计4065.15万元，账外存放或存入个人存折保管，其中私存的个人存折达129个，金额2497.84万元….

    义务教育的落实必得从财政、财务上体现，有审计出的上述情况存在，则不能得出“义务教育已经名副其实”的结论。况且，孩子和教师们的生命安全还不能让人放心，教育机构仍在不断巧立名目敛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理由不乐观、不满意。

    腾讯网进行的一项调查证实了我的判断。网友投票表明“对城市义务教育今秋全免学杂费的看法”，我发现这个页面时投票人数已经过千，其中认为“终于实现真正的免费教育”的人仅占5.88%；认为“学校各种名目的收费还是很多，监管要加强”的占46.52%；对“外来人口子女受惠”持怀疑态度的占47.6%。

    义务教育名副其实的进程太慢了，这个“不满”需要大声说出来。对“公仆”、公权机构等强势群体有利的意向和决策，总能以扎实的措施来迅速到位，而落实对大众或弱势群体有利的项目，就往往拖泥带水、慢慢腾腾---这里表现出的大弊，比耽误义务教育之弊更甚。

要为领导配置先进狩猎装备

黎明：星空评论 — Wed, 6 Aug 2008 00:12:38 +0800

    塔城市委副书记吕笃功以及“外地客人”等人，误将看护瓜田的张玉川、李娟夫妇当作野猪，开一枪导致李娟当场死亡、张玉川重伤。这一教训提醒我们：领导干部的打猎装备如果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其恶果是严重降低干部的执政水平，并对党和群众的关系造成一定损害。

    吕副书记一行是出来猎野猪的，谁都没想过猎人，这一点没有疑问。因此，他们的动机并没有不正当性质。他们深夜出动风餐露宿，并非为了自己行乐。看那个队伍组成结构，明眼人都知道此行是“为公狩猎”。这次狩猎活动，在塔城市林业派出所公安干警与塔城地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主任的陪同下进行，出动三辆越野车。人是组织起来的公家人，车是公家车，枪肯定不是私枪，因此，我们对这次狩猎的定性不应含糊：他们不辞辛苦“为公狩猎”，精神相当地可嘉。

    农民和野猪，本来就是很难辨别的两种生物。在不见天日的时候，分辨不出来是农民还是野猪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即便是神仙，平时要正确区分农民和野猪也是有难度的，何况，领导干部虽然有一部分是神仙，但我们也得承认，他们并非全部都是神仙。

    野猪是享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而在自然保护区居住、活动的农民不是---这一点理应提请法庭严重注意。

    当领导一行发现打着的不是野猪，他们当即把中弹人送往医院急救，这表现出了党员和领导干部情为民所系的高尚情操。这次，真正地“权为民所用”，不仅如此，还有车，车也为民所用了，这很难得，很难得。

    有人说吕书记根本没有资格持枪，可以被列入非法持有枪支之列，此论大谬。党指挥枪是一项基本原则，天下哪有指挥枪却无权持枪的道理呢？书记平时不持枪，是因为平时不需要持枪，有很多人为他们持着呢。指挥枪的人亲自持一次枪，是给平时持枪队伍的面子。所以，当发现“野猪”的时候，别人首先开枪是不行的，那样就是不尊敬领导，败领导的兴。我们的其他公仆和干警，出于尊重领导的好习惯保障领导先开枪，我们为首的公仆又很理解手下的心情而不推让----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和谐与团结风貌由此可见吧！这一枪，一定要让领导先打，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没错的，只是这次偶然地倒霉，好精神好作风好传统反而害了领导同志，然而，心还是好的么，队伍很好带么！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不能因此而一笔抹黑整个队伍，以及这个队伍的良好作风。

    党指挥枪这一条的确不在宪法上，但钻这个空子是枉费心机的。为什么不在宪法还不算违宪？因为这一条比宪法大，它才是规定和判断宪法的标准，而标准的地位是凌驾和超脱的，不容置疑的。谁说吕书记不是党？书记不是党谁是党？平时书记就是党，要说书记突然不是党了，那得更大的书记说了才算数。

    有人拿“自然保护区”说事，指责为公狩猎的行为不合法。要知道，自然保护区究竟是谁的保护区。无论在什么区，书记、官员都是被首先保护、被服务的人种，“自然保护区”难道就例外不成？没有书记，就没有自然保护区，就没有农民，就没有瓜田，就没有野猪，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连这样的大道理都置之不顾了，那就叫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

    试问，如果吕书记在深夜狩猎时使用的是夜视望远镜，这种把农民当野猪的事情可能发生吗？当然不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应坦承地承认不足和差距：由于公仆应有待遇尚未落实到位，由于人民群众和下级公仆为领导服务的意识还比较淡薄，才造成了不应有的让人有些遗憾的事件，这值得全党、全军、全民认真反思。

把黑势力逼反是好是坏？

黎明：星空评论 — Tue, 29 Jul 2008 20:57:31 +0800

    把黑势力逼反是好事还是坏事？把黑势力逼反的权力是什么权力？把黑势力逼反的官员是好官还是坏官？这样的问题对我毫不相干，我之所以煞有介事地提出这几个问题，兴趣在于测验一下官方人士的智力。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6月30日先于警察和法庭为瓮安事件定过性：“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7月4日，石书记在瓮安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说：“决不能用专政手段对待民众”；“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后来，警方对此事的“最后通报”是“瓮安黑势力教唆群众上访导致打砸事件”---警方按石书记的前一个定性处置该事件，而书记指出的那个“深层次原因”被否定了，在这里，“侵犯群众利益”引不来大事，事件真正的原因还是黑势力有威望有力量；再就是瓮安人民好傻好天真，竟然听黑势力的话跟黑势力走。

    瓮安的黑势力不遵循黑势力规则，他们不仅搞起了政治，还竟然向着党和政府造反。这样的黑势力，不仅自绝于黑社会，也自绝于红社会。他们铤而走险冲击权力和暴力机构，肯定是由于当地权力机构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了，他们不会冲击自己的保护伞和同盟者，这当然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不该弱智到认为瓮安黑势力是由一大批弱智儿组成的团伙，他们如果是极度弱智的话，教唆瓮安群众这项罪就没法给他们加上了。

    至今，瓮安黑势力的“保护网”没破坏掉，和黑社会勾结的官员、警官一个也没抓出曝光，而被黑势力冲击的县委书记、县长等一批官员却被拿掉或处分了。黑势力达到了目的。黑势力攻击的目标，也正是正直官员所不能容忍的官员；黑势力要哪些官员出丑、下台，哪些官员就出丑、下台了。

    新上台的官员，本来和黑势力无仇无怨，但他们现在正在对黑势力大下杀手，新上台官员的正直、正义可见一斑。原来的官员呢，和黑势力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黑势力对他们怀着深仇大恨，却不料就这还站错了队，被不是黑势力的自己人拿下了，可见原来在台上的官员多么猥琐弱智。

    我不明真相，我相信政府所说，才有上面一段的说法，要不是这样说我自己骗不过自己。至于别的解释么，那都是别有用心，教唆我不相信政府。

    是谁他爹的连我们的黑势力都逼反了，这笔账一定要清算！还好，大官好官们看得清、认得准，和我们一个鼻子眼出气，他们以实际行动宣告天下了：谁他爹的和黑势力过不去，就是和我们过不去！

一桩民声压迫官意的“群体事件”

黎明：星空评论 — Fri, 25 Jul 2008 14:32:38 +0800

    民意、民声和官意、官话在网上网下“博弈”，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平常状态，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同时，大量民间舆论信息被屏蔽、被压制，也是一种平常态。如果有官民之间的博弈又常见民意和民声的胜利，博弈以官方的妥协或调整为结局，进步则更明显一些。民间的研究与观察者特别在意民声之胜败，不仅出于一时民生需求的理由。

    虽然如今的民声远非“长胜将军”，但它确实已经摆脱了百战百败的局面。7月16日，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宣布成都政府新办公区将对外拍卖，要求所有已搬到新办区办公的政府部门全部搬回原址。这件事，就是一桩民声成功压倒官意的范例。

    那座耗资12亿的政府大楼是法国最优秀建筑师设计的杰作，大气磅礴又富丽堂皇。“成都市级政府机关从今年3月底开始大规模的低调搬迁至远离市区的新办公区，换了工作地点的成都市级公务员才刚刚开始适应每天早上和下午等待公交车上班的生活，市政府的南迁计划却突然宣布调整”。可以说，这次成都政界真的是“忍痛割爱”。

    成都“行政中心”在建设规划、建设规模、功能配置、耗资数目等方面，从形式上可谓“理由充分”与“程序合法”。前段时间，中央制裁一批兴建豪华衙门的地方官员，成都官员与此无涉。成都政府机关照计划入住豪华衙门，由此可以断定，成都政府大楼的兴建及使用安排，从未遇到来自上层的干预或警告。

    成都市有关官员解释说，“汶川大地震改变了我们办事情、作决策的基础”。“解决全市上百万受灾群众的住房、吃饭问题，解决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配套服务，成都市的财政资金缺口非常的大”。这是符合现实情况的说法，如果再加上“大地震后政府被民间舆论所震动”的大实话，那就更客观全面了。

    作为论坛主持人，我见证了网民在地震后对成都政府大楼的“猛烈攻击”。大群网民发图、发文，批评“成都市政府在地震后悄悄地搬入新豪华大楼”，并把大楼和灾区那些不该坍塌却坍塌了的建筑做对照。虽有删帖指令，但总是删不完、堵不住那些“负面信息”。成都百姓的确是愤怒了，其他地区的网民也都被“感染”，于是舆论“一边倒”，政府成活靶。其间我曾想到：如果成都地方当局对此无动于衷的话，那就相当于傻透疯掉了。

    中国民众在豪华衙门问题上，觉悟比官员高得多，并且已经觉醒多年了。中国官员拿豪华大楼代表“政府形象”，是个很愚蠢的现象，比无良暴发户炫耀豪宅展示品位更糟糕。在这里，荣辱与是非完全被颠倒，“时尚”与“现代”也和国际潮流完全逆反。尤其在民间贫困、民众缺失社会保障的情景中，更彰显“官念”的陈腐不堪。

    有必要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民众将建豪衙视为官耻民难，他们具有这种观念并非由于受到了什么“西方影响”。这种思想资源出自本土。中国古时候就有“好官不修衙”的格言，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帝王将相以及“农民起义领袖”，中国史书向来乐于抹黑不倦。如果现代官员不仅远远落后于群众，还远远落后于“封建时代”，不时遭遇“群起攻之”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得不忍痛割爱，也是顺应民意的正确选择。不得已而为之，依然能说明成都地方领导人还比较明智。在没有高层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导致拍卖成都政府大楼的因素主要有三：前期网民曝光各地豪华衙门，并对比发达国家寒酸的政府办公场所，热帖、热议形成了较大影响；中央阻击豪华衙门建设，处理某些官员，各地官员已知“形势有变”，“豪衙政绩”已经缩水甚至可能带来风险；5.12地震成为压到骆驼的…..最后一块预制板。平时就正当合理的民意民声由于遭遇特别刺激而特别强悍，官员们很清楚不予理会的后果和隐患。

    震灾帮了民意的忙。按说，拍卖大楼所得也是纳税人创造的财政收入，而由政府宣布拿来捐给灾区是不合逻辑的。地方政府特意在这里扮演慈善家的角色，像是“不知自己干什么吃的”。然而，深入一想或可体谅成都公仆：联系大楼拍卖而突出当地政府对灾民的“无私奉献”精神，虽说是“不够专业”，但作为对震后舆论批评的定向回应，这一正确的政治意图还算表达的比较明确。

    我将拍卖政府大楼视为一桩“群体事件”的结果。其间有个压迫官意的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是“无形”的，但无形的群体依然是群体与实体。

    和民众对着干，通常管那叫“反人民”。官员“屈从”于民众不羞耻，不屈从于民众的官员才可耻、可恨。官民之间，对某些事务、问题有不同感受，或者对某种政策、某种观点存在分歧，本是正常现象；有分歧、有现实对抗而无体现于舆论上的博弈，那已经是重大险情了。所以说，兴起舆论博弈是一种进步，正常的博弈能够起到社会安全之“泄洪通道”的作用，同时也能为政府与官员规避政治风险、甩脱百年骂名。

猪头式的国企老总薪酬管理

黎明：星空评论 — Wed, 23 Jul 2008 21:01:17 +0800

荒唐的“老总薪酬管理”

    国企老总的薪酬由谁来管，怎么定，定多高，“说来拖去”至今问题一个都不少，并且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更模糊了。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7月16日京华时报）这就是说，纪委组织对国企老总的薪酬管理负有责任，这就使得这个问题的中国特色更为明显---原来的特色是在此项目上“空白管理”，国企老总自定薪酬；而现在是纪委对国企老总充当薪酬监管人，和其他国家更不可比了。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纪委的“该《解释》填补了国企领域反腐的空白”。这里需要一问：这是否等同于填补了国企老总薪酬管理的空白呢？我看不是。所谓“反腐空白”，是因反腐行动不曾涉及某领域所形成的，而薪酬管理这个空白万不该由反腐机构来填补。

    国家发改委曾有规定，国企高级管理层最高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年收入8倍，但事实上国企早就不管这个规定了，如今国企老总凭借权力自定年薪才算有本事。7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参与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呼唤建立公平的国企薪酬体系，他说“央企高管的年收入与普通职工的差距高达几百万元”。实际上问题比这更严重，某些国企老总的薪酬已经“欲与万人试比高”了。如前些时间的中国平安公布的年报显示，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

    此现象当然会引起公愤，也让薪酬不够高的其他老总和公务员生出不平之心。公愤与不平，基于大家都明白的常识：为国企老总拿天价高薪帮腔的“接轨论”压根就是歪理。国企老总不是经市场化招聘而来，薪酬自然不能市场化；你的企业历史及组合形式与“国际”不同，“市场框定”和人事、财务等等管理特色与国际不接轨，而你的薪酬偏偏与国际接轨，并且还是就高不就低，专门选择和发达国家的、薪酬远高于国企老总的私企老总接轨。这叫“接轨”吗？别看大张个“接轨”的嘴，其实是心中有个“接鬼”的鬼。

    国企老总自作主张、国企各自为政随意抬高集体福利尤其是管理层收入水平，属于“以权谋私”没疑问；算不算“偷窃”与“贪污”，问题也值得讨论。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无拘无束的确定国企各岗位、各档次工资与福利待遇的权力，原因本出自“无法无民”的组织结构与“有权无法”的人治环境。既然法律缺位，管理和制约的主体缺位，来插一杠子的人员，又根据什么标准来断定老总薪酬合法不合法、违纪不违纪呢？就当党政官员都是企业管理权威或者薪酬测评专家，那也可以肯定：除了继续“无法而治”，不会有别的好结果。

    老总身为党员，薪酬就该由党纪管，这理说不通，按此理，党员薪酬就都不归企业和行政管了。老总薪酬管理这件事，其实反应出一个总想回避却总也回避不了的、一到节骨眼上就“卡壳”的大难题：法与“纪”、法律和其他文本，究竟谁大谁小、谁先谁后？

    无论在“最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在受到“计划经济思想”影响的发达国家，国企老总都不能自定薪酬，也不能由“出资方”之外的权力来定。且在眼下大环境中就事论事，至少要在形式上表现出“法治国家”与“法治国企”的外显特点：当务之急是要有个章法，章法中需将监管主体确定下来，如这样的机构应该是中国的财政部、国资委、劳动部、发改委等---让该到位的到位，该出场的出场，而不是“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这才像个不很荒唐的样子。